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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326高级轿车驶离了国务总理官邸，此时，天色早已全黑了，总理官邸内的道灯早已经亮了起来。

在王宠惠乘坐汽车离开之后，李子诚站起身，看着路灯下的后花园，平整的草地经过一番精心的修饰后，给人一种绿色地毯的感觉，也许在草地上自己吃个烧烤，倒也挺惬意的，但此时，他却没有心情在那里浮想其它，眼前更为迫切的问题困扰着他。

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也就是中国有名的“西南实力派”很有可能会以一些理由拒绝派出制宪代表，在过去的一年中，尽管中央控制地方的力度在加大，但是西南地方实力派却依然保持着他们的半独立，甚至如铁桶一般，全不给中央插手其中的机会，而现在……

“一但三省拒绝派出制宪代表，那么势必有可能引起全国上下的连锁反应，从而导致制宪会议的再次破产！”

“三省即然通电支持制宪会议，那么其再行反对，必将持以不容反驳之理由！”

“如中央过于紧逼，其甚至有可能导向革命党……”

先前的对话不断的李子诚脑海中浮现出来，相比于前者，真正更让他担心的恐怕也就只有西南实力派倒向革命党的确可能，毕竟在历史上，“炮党”可就是先靠西南实力派，后来又靠着西南军阀发动了一场场“革命战争”，这才是最让人担心的地方。

即便是西南实力派发动叛乱，李子诚都有信心平息叛乱，但是，谁也不可能否认一点，即便是规模再小的内战，都有可能打乱现在的时局，一但局势发生变化，那么……

屁股决定脑袋。这句话绝然不假，现在，在李子诚看来，此时的局势稳定是极为难得的。无论如何，都必须要避免中国发生新的动荡。

在心下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李子诚回过头去，看着一直坐在那的李四勤。

“阿四！”

“少爷！”

李四勤连忙站起身来。

“有什么办法阻止这些吗？”

少爷的问题，让李四勤的心下一沉，他稍加思索后，眉间闪过一道冷意。

“杀了他们！”

“杀？”

哦。就是暗杀了！

暗杀！几乎从有政治活动以来，暗杀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在很多时候，为了解决一些问题，暗杀都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暗杀真的可以解决问题吗？

在李四勤道出这两个字眼时，李子诚倒是不怀疑特勤局有这个能力，事实上。继承了大半个保安部的特勤局，不仅有能力完成这件事，甚至他们还“颇具专业性”。在保安部中就有一个机构专门从事这种“事物”的研究，不过也仅只限于研究。

就像在李子诚的心底，一直都有一个备用计划，那个计划就是以暗杀为核心，通过暗杀去解决一些问题，而为了完成那个任务特勤局一直在进行着前期的准备工作，他们做起这种事情来自然是轻车熟路，甚至有可能将暗杀演变成一场意外。

意外！

意外真的可以掩人耳目吗？

在某种程度上，暗杀，几乎就是民国初期的政治生态。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暗杀被赋予了政治合法性，且被上升到爱国的高度。

就像各国驻华外交官都注意到，袁世凯从搬进中南海之后“不过只离开过他的宫殿三次”，内里原因，几乎是众所周知的，袁世凯封闭在自己的隐居之所。是因为内心中有一种恐惧，“这位大总统与世隔绝，大抵由于怕人行刺”。

这个观察与事实不会相差太远。共和取代专制后，革命党的暗杀惯性仍在。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就曾在北京东华门外遭到革命党的炸弹袭击。在南北议和顺利，袁世凯流泪逼清帝逊位成功的当下，却仍然免不了要被赶尽杀绝，他内心深处对革命党的观感可想而知。

在袁世凯遇刺的前两天，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中弹身亡。接着又是宋教仁，又是……

暗杀，对于中国来说，几乎就是政治的必然，如果说那种暗杀不过是革命党的毫无希望的盲动或者革命党之间的内斗，那如果自己同样也采用暗杀去解决问题……又会带来什么呢？

如果暗杀成了一种手段，甚至成为一种习惯……想着这些问题，李子诚的心脏猛然一跳，也许自己苦心构建的一切都将被改变，这……是你希望的吗？

扪心自问的之后，沉思良久李子诚回头看着李四勤，摇了摇头。

“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

“少爷！”

原本试图辩解的李四勤，最终还是没有说出话来，在他的意识中，他看待问题从来都很简单，那就是一切都以少爷的意志为中心，而他只需要努力完成就行了，既然少爷反对，那他也就不需要再坚持。

“还有其它的选择吗？”

少爷的问题在李四勤的脑海中闪动着，现在，他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还有什么办法呢？

“……举国上下，无不关注着制宪会议……”

关上收音机，中村无为从桌子旁站起身来，一盘早餐几乎原封未动地留在桌子上。他慢慢地走到窗子跟前，又开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远眺窗外天津租界的景色，虽是一片春光明媚，但是他的脸色却是极为阴沉的。

“这些混蛋！”

他轻声地诅咒着以表示愤恨。接着他又轻轻地用一连串的咒骂以发泄他对袁世凯、李子诚以及他们的政府的强烈仇恨和敌意。

中村无为是一个日本商人，不过他并不像其他日本商人那样，在生意上表现的非常谦逊，他经常以一种冷淡的态度来对待一切，甚至包括他的生意。事实上，做生意，不过只是他的副业，在天津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位“中村社长”的来历，顶多只是知道。中村是一个大坂人，大坂人，似乎天生就是生意人，他在中国做着一些生意。不过就是那种小生意。

自从“胶澳事变”后，日本商人在中国的生意就变得越发难做起来，更何况，现在随着中国替代型工业的建立，甚至随之建立了出口导向型工业，日本商品不仅未能如愿占领中国市场，甚至在南洋、印度、非洲、拉美、美国等地需要面对来自己中国商品的竞争。而在另一方面。加之中国禁止工业原料出口的举动，无疑给了原本依靠对华输入工业品，进口工业原料的日本商社以致命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日本商社或是倒闭或是关闭，只有极少数的日本商社，依然顽强的生存着，而中村商社就是其中之一。虽说他们的生意很是艰难。

不过，中村无为，这个日本商人不过只存在于。表面上，在中国，并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真正身份，或许，只有远在夏威夷的少数几人知道，这位中村无为实际上就是中国政府通缉的“乱党要犯”，曾沪军都督、唐绍仪内阁工商部长的陈其美，现任的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部长。

大多数革命者一样，随孙先生流亡夏威夷之后，他一直渴望着回到中国。而中国发生的变化，尤其是袁李两人的合作初显成功，更是激起了他心下的一种反感，这种反感和他原先对李子诚的不满情绪以及敌意结合起来，使他变得更加狂热。

他一直认为，如果当年李子诚没有倒向袁世凯。其没有用钱款运动革命军队，那么“二次革命”是能够成功的，也是能够打败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的失败，与其说是失败，倒不如说是一种集体的背叛，正是李子诚的钞票使得那些人背叛了革命，使得成千上万的优秀青年死在“二次革命中”，而且死得毫无意义。

而陈其美相信自己是决不会也决不可能背叛的，流亡海外的经历就能证明这一点。

在过去的两年间，像所有的流亡海外的革命者一样，他经历过仇恨、经历过绝望，同样也经历过希望，而且看到希望的道路上，和其它人一样，他也曾寄希望于“袁李决裂”，并且相信，袁李两人的权力斗争将会引发一场新的内战，到那时，全国民众都将认同他们的嘴脸，但是最终，袁李两人的和睦相处却使得他的这一愿望就像一个瓷瓶被火车撞得粉碎一样破灭了。

而随后，面对革命以及生活上的困难越来越多的革命同志，选择回国自首，以发表“悔罪书”的方式，接受了袁世凯的特赦，他们背叛了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忠诚和希望，信仰和自信，全成了泡影，留下的只有仇恨。陈其美的内心深处，他恨这个国家，恨袁世凯，恨那些高官，恨曾经的同志，恨那些国会议员，恨新闻记者，甚至于恨那些被迷惑的国民，而最最主要的就是恨那个人——李子诚！

没错，他恨他！

当年，苦心经营良久之后方才发动的“二次革命”，李子诚只是略施小计，就把革命在娘胎里扼杀了，甚至于，从那时起，革命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甚至是彻底性的破灭。

在年前，面对中国大量向美国派出留学生的时机，革命党人立即全力在美国各个学校之中发展力量，以试图向过去一样，通过留学生改变这个国家，面对这种情况，在袁世凯试图通过彻查，并遣返“谋反学生”以解决问题的时候，李子诚的却是通过驻美商会向留学生发了成数百外简易收音机，这件事丝毫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把收音机看成是给予留学生的的无害安抚，对于远在美国的那上千名留学生而言，听听来自中国的音乐，倒也是一种惬意的消遣。

但李子诚的声音就不是这么无害了，就在革命党试图在留学生中发展力量的关键时期，那些留学生打开收音机收听新闻。新闻结束时，那些留学生听到了“胶澳事变”时曾经听到的同一个声音，内容也几乎相同：

你们面临着忠诚的抉择，中国的未来掌握在你们的手中，你们掌握着中国的命运，国家派出你们前往他国学习，是为了更好的建设中国……

在这场演讲之后。在留学生中发展革命同志，进而发动一场新的革命的梦想，就像南柯一梦似地被收音机的广播粉碎了，而对于离乡背井逃亡国外的陈其美来说。他不会接受革命遭受挫败的命运。

在今年春节前，陈其美化名成“中村无为”以一个夏威夷日侨的身份前往日本，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他意识到，能够给予革命帮助的国家，或许只有日本了，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绝不愿意看到中国一天天的强大，所以，他们才会支持中华革命党，所以，他才会回到日本，寻求帮助。

相比于党内的许多同志，陈其美从来都觉得他自己更为出色，而且他还有一个善于思考的头脑。所以他是用自己的步子，走出他自己的路来的。

曾经在反清革命时深入青邦的他知道，想要改变现在的局势。就必须要进行一些事情，所以他比其它人更重视实际效果并进行逻辑的思考，因此他比其它的的鲁莽的狂热分子和不顾死活的亡命之徒更高明一筹。

也正因如此，他才会在日本得到100万日元的经费，这一笔经费，甚至超过日本人向中华革命党提供的资助，而他游说日本人的方法非常简单，他要刺杀李子诚！

李子诚是连云系的核心，是国社党的核心，只要杀了他。所有人都会把怀疑的目光对准袁世凯，到那时，一场新的战乱就会由此展开，这一点，所有人都非常清楚，同样也尝试过。但一次又一次，几乎所有人都遭受了失败。

陈其美并不那么傻，认为这项工作简单易行。相反，由于多次刺杀的失败，更加重了他行动困难。要想寻找一个刺客倒不是难办的，问题是现在李子诚周围已经筑起了一堵很安全的围墙，想找一个人或提一个简单计划，以完成这一使命，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了。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他有条不紊地在脑子里思索着一系列的问题，他甚至都没有和潜伏在天津、北京等地的党内同志联络，只是一门心思的作着他的计划。

几天前，他会在窗前坐了两个小时，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烟，直到整个屋子都弥漫着蓝色的烟雾，才拟出了一个计划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对计划进行严格检查时，它似乎合理可行，但到最后却总是经不起考验，无法成立。想来想去，总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即计划的执行问题。

早在一个月前，中央警察总局就破获了旨在刺杀国会议员的一个潜伏的革命党团体，大量的党内同志被逮捕，随后革命党京津两地的全体领导人都不得不东躲西藏，较下层的成员们看到这种情况后，也大都大为丧气。

现在，以前乐于提供协助的人，如藏匿被追捕的人、运送武器、传递消息，甚至提供情报等等，恐怕也不愿再提供任何帮助了，可是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又要如何执行这一计划呢？

为了能够保证这一计划的执行，陈其美通过其它渠道，通知潜伏国内各地的组织，要求他们的刺杀制宪代表，以阻止制宪会议的召开，从而转移中央警察总局的注意力，而现在为了保证制宪会议的安全进行，中央警察总局和军法执处对大量的革命党组织进行搜索，数以百计的同志被逮捕，被捕者受到审讯，多个革命组织网全部被迫停止了活动。中央警察总局根据内部情报，抄了一家又一家，破获了一个又一个贮藏武器和其他物资的密室。

而这一计划，在转移了中央警察总局注意力的同时，却又增加了另一个计划的执行，正向陈其美给先生发去的电报中所描述的那些事实一样——缺乏资金，在国内外失去支持，人员减少和信誉下降，中华革命党在中央警察总局和地方警察的袭击下正在分崩离析。

此时，陈其美却独自一人在反复思考之后，喃喃自语道：

“一个没有人注意的人……”

他挨个数了一系列他知道敢于行刺总理的人，但是这些人每个都在中央警察总局有一本厚厚的档案，至于他自己，根本就不具备执行这种任务的能力。

他需要一个合适的人选！

快到中午时，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答案，他一会儿又否定了这个答案，但在跃跃欲试的心情下把它再次拣了回来。如果能找到这样一个人……

又过了十几分钟，陈其美穿上外套下了楼，离开了他的住所，如果说，此前，他所思索的问题是需要一个合适的人选去执行他的那个计划，那么现在，他所需要的思索的问题就是——如何让那个计划变得完美而没有任何不足，从而保证一击得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