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94章 送礼(1 / 1)

官笙 望海99 1586 字 11个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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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召开的很胜利,张思文决定利用省城的关系再加一把火,矿产整合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东风还是你去帮我借,这个时候我频频往省里跑,不太合适。”张思文对愈彦说。

“尽量多跑几家吧,不过,这位老同志是重点!”张思文把名单仔细看了又看,确认没有遗漏,这才在其中一个名字下边画了一道重重的横扛。

愈彦一看,是一位是省农村工作部离休的辛处长。

对于这位老领导,愈彦不是很熟悉。跟张思文做秘书几个月,过段时间他都要随同到省城跑几次,专门看望一下这些安泰籍的老干部。

通常情况下,张思文会亲自一家家跑,虽然有时只是蜻蜓点水一坐就走,但那种姿态便代表了重视与尊敬。如果张思文实在跑不开,就让秘书愈彦代劳,礼物还是那些,话却要多说几句,无非解释张思文何故不能亲临,平常如何对老前辈们百般记挂,或者当场给张思文拨个电话,由他亲自与老同志表达。

“知道为什么重点要跑辛处长吗?”张思文问。

“这个,还请书记指点”愈彦摇了摇头,疑惑的说道。

“看来有必要对你进行一点革命传统教育喽。”张思文呵呵一笑。

愈彦当然希望掌握多一些背景资料,以便到时候懂得怎么说话,如何拿捏分寸。

“别看这个辛处长离休前只是省委农村工作部的一个处长,却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与省委领导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张思文介绍道。

辛处长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参加革命的一位老八路。他老家在安徽芜湖,高小毕业后跟随一位同乡出来参军,历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并随解放大军接管安泰。解放后,辛处长由于年纪太轻,被组织上送到省农学院继续读书,成为五十年代那批土八路中的知识分子。此后,他长期在省委农村工作部门工作,以常年深入基层、熟悉农村、精通农业而著称。他的足迹遍布全省乡村,安泰郊区更是他来得最多的地方。那时候,不论多大机关、多高级别下来的干部,但凡到了农村都不兴住宿宾馆、招待所,而是一律吃住在农家。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文革”风起,既是保皇派又是走资派的辛处长在省里遭到批斗,就主动要求下放到安泰郊区。

等到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辛处长官复原职,还回到省委农工部任处长。同时,为了尽快恢复被破坏的农业生产,他还主动要求再在安泰郊区蹲点一段时间,并挂职郊区区委副书记。

这位从小参加革命的老人,由于有进入农学院系统学习的经历,后来又长期深入农村基层,成为全省有名的农业专家,特别是在治理高沙土、经营水利、沿江农作物布局等方面独有造诣。

在上世纪,我国还是传统农业占据主导地位,十多亿人吃饭乃是第一要务。即使像经济比较发达的本省,乡镇工业虽然已经是如火如荼,可农业在整个经济中依然首当其冲。因此,像辛处长这样的农业专家,按说早应该提拔到某个地市或厅局担任更高层级领导,不想,正是缘于其在专业领域的独特声望,却被省里宝贝般一直“珍藏”在农工部,直到离休也才享受到地厅级待遇。

不过,也因为此,他在省领导面前颇有发言权,其威望绝不亚于某些位高权重的厅局长。尤其下到各个地市,更是深受基层党政负责人的尊敬。

张思文这一介绍,愈彦恍然大悟,难怪啊难怪,原来这里面内有玄机。

“到辛处长跟前,知道话怎么说吗?”张思文问。

“知道了。”愈彦嘴上这么答,心里却也不是十分把握,就当场将说词演示一遍,特别对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做了预案。张思文听了,表示满意。

“这次给辛处长带点什么东西呢?”愈彦问道。

“这个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去的时候直接古来拿就好了。”张思文顿了顿接着说道。

愈彦点点头,表示领会。

“记住,凡事点到为止,过犹不及。老同志们身经百战,见识过的大场面多,千别把戏演过了。还有,在省里不要张扬,遇到熟人尽量躲开。”张思文再三叮嘱。

张思文的这一番推心置腹之语,让愈彦感动不已。他想,官做到张思文这种级别,有时也很难,表面看起来风光无限,身边奉承迎合者不少,可到了关键时刻,真正能说点心里话的人却很少,说到底还是高处不胜寒哪。

如此说来,愈彦此次省城送礼之行,责任相当重大。曾几何时,愈彦对于这种庸俗的送礼陋习,极其反感甚至厌恶。

记得很小的时候,常听老实巴交的父母在家议论,村里某某人家由于给村支书送了一只母鸡,竟然就多领了好多救济粮、款,或者分得了一块户户眼红的良田。那口气,就像得好处者不是给别人送了母鸡,而是偷了别人家的母鸡。后来读小学、中学,父母亲督促子女们认真学习的警戒之语,就是时不时威胁说,“要是不好好读书,就得像庄东的王小二,把家里准备砌房子的钱拿出来送礼,才被村里推荐到乡办砖厂上班。”其实,那个王小二不过是砖厂里一个普通装卸工,完全凭苦力挣钱,可是让愈彦父母这么一说,就像他挣的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脏钱。总之,在愈彦幼小的心灵里,早已播下仇恨送礼的种子。

山大学读书那四年,他的学习成绩始终一流,一手现代诗做得行云流水,在学生会副主席、诗刊副主编等多个岗位上也非常卖力,加入党组织本来应该板上钉钉,可班上仅有的最后一个名额,却让一位经常往总支书记家拎板鸭的同学抢了。

经过如此重重打击,愈彦对送礼一度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声称此生绝不染指。

“不会送礼的秘书,不是个好秘书。”张思文说这话时,愈彦刚跟张思文不久,乍闻此言,愈彦相当吃惊。他不明白,做好秘书与会送礼之间,有什么大不了的关系。

当然,张思文话里的意思,绝不是暗示愈彦给他送礼,而是他需要愈彦明白送礼的重要与必要,以便日后随同他送礼时不会有什么心理障碍,甚至有些礼还必须由愈彦代他出面。

“小愈啊,你当初在山大读过四年文学,现在我倒要考考你,这送礼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讲究?”第一次陪同张思文送礼归来,闲聊时,张思文如此发问。

“送礼之风,自远古即已有之,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这种常识性问题,自然难不倒愈彦。既然是无事闲聊,又是张思文出题,他正好借机显示一番山大的史学功夫——古人一向崇尚“非礼勿施”“礼多不怪”,但这种纯粹精神层面上的礼仪,渐渐被金钱物质之礼所替代,且历数千年而长盛不衰。明初朱元璋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大力抑制送礼贿赂恶习,不惜苛刑重典,包括剥皮抽筋之类的刑罚无所不用其极,可终究无法根治这一顽症。到清一朝,送礼不仅常见官员日记、信件、公文,而且在上呈皇帝的奏章中也多有记载。

那时,仅仅属于法律规章许可、规定的礼数就有多种,比如,参谒上司,须备见面礼;凡遇年节,要送节礼;生辰喜庆,必致贺礼;题授保荐,当呈谢礼;升转去任,聊赠别礼。据史书披露,到康熙朝后期,一个两江总督,仅上任时收到的“见面礼”就有一万多两银子,相当于400多万元人民币。

而且,那时送礼,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称,叫“敬”。当时的地方干部离京时,送给朝廷有关部门负责人的银子叫“别敬”,夏天让上司购买清凉用品的钱叫“冰敬”,冬天添置取暖用品的钱叫“碳敬”,给领导妻女的称“妆敬”,给正上学读书孩子的“文敬”,还有“年敬”“节敬”等等。

什么样的官员一年里允许收几次礼,哪一级干部一任须送多少礼,几乎完全有章可循、有据可查,上自皇帝下至百姓,皆心知肚明,且形成了某种必须遵守的规矩。凡事一旦成了规矩,事情往往一下就变得简单起来——上头不收不行,下边不送也不行。

“这么说,如今送礼之风盛行,从历史角度考量,倒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倒具有历史文化的自然传承与延续。是这样吗?”张思文又问。

愈彦当即被问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没有想到,自己刚才的一通宏论,竟然被张思文巧妙利用,成为送礼陋习的一件华丽外衣。

他内心里不能赞同这种说法,却又无法辩驳之,感觉是被偷换了概念。事实上,当今官场的这种送礼之风,已经远离古代那种情义、礼仪与规矩,更与文化扯不上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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