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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尚，字牙，或尊称子牙，其先人伯夷封于吕，以国为氏，因而也称吕尚。史称他“生而早慧，预知未来”。自幼喜好学道修礼，画阵比战。年长后进一步精研传统推数之术，善于洞察时事，分析形势，应时权变，是殷周间的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改革先驱人物。后求贤主入西周，周文王拜他为师。他以文韬武略，以首功封齐，创建了东方大国——齐国的千载基业。

姜尚虽抱补天凌云壮志，但仕途不畅，曾经历了“屠牛朝歌、卖食棘津”，长期流荡和隐居避世的生活。《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归周西伯。”在他七十多岁的时候，才遇西伯姬昌访聘归周，开始了他佐周文、武两王修德安国、强兵兴邦、兼济天下的宏图大业。

姜尚入周，先是佐文王姬昌表面上做殷的顺民，暗中以德治政，举贤任能，争取民心，联络诸侯，强兵以备攻伐。公元前1055年，在经过长期的军事及舆论准备之后，为了预测一下伐纣可以集结的军事力量，于武王九年，太公辅佐周武王在孟津大会诸侯，命诸侯带兵前往集结会盟。《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业，东伐以观诸侯集否。”出发前武王依传统先祭兵主天星，申明出兵要义，恳请上苍庇佑；并举起了文王的旗帜，自称“太子发，奉文王遗命伐纣，不敢自专”，以号召天下诸侯。祭毕，又把文王牌位车载军中，以震慑诸侯，鼓舞士气。当然这些都是太公的安排。大军出发时由师尚父姜太公为三军统帅，他左手举着统帅三军的信物黄钺，右手举着指挥各军行动的令旗，向三军下达命令。要求全军将士，听从指挥，奋勇向前，后到的斩首。军纪严整，号令森严，大军直奔孟津。行军途中，每到一处，无不受到士民欢迎，武王乘船渡河，行至中流，有一条白色的鱼跳入船中，过河宿营，又有火光芒覆于武王帐顶。传说中的这些吉祥征兆大大振作了士气，鼓舞了军心，到了孟津，“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检阅车、舟演阵，各诸侯军配合默契，攻战自如，显示了强大的战斗力。诸侯们都主张顺势一鼓灭殷，但姜尚却有不同看法和打算，他认为，灭殷的时机还未到，让武王诏告会盟诸侯，各自回兵待命。

公元前1052年，也就是姜尚87岁时，姜尚了解到殷纣王昏乱暴虐到了极点，重臣微子多次谏纣王修仁行义，纣王不听，微子含泪离开了殷都。箕子再次劝谏，纣王把他囚禁起来。王子比干身居相位，看到朝纲紊乱，国政残暴，民不聊生，入宫强谏，三日三夜长跪不起，纣王怒而命人剖挖比干之心。

太公姜尚看到伐纣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向武王提出：“天命勿违，遇时不疑，即刻发兵伐纣。”武王于是通告诸侯，选精兵良将，总计兵车达4000余乘，除内地诸侯外，边远蛮夷邦国，也多半参战，武王与姜尚率周军居中，有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000人，诸路并进，浩浩荡荡，直取殷都朝歌。在大军刚出发时术士用龟甲、蓍草占卜此大举进军的吉凶，卦兆不吉。又恰遇大风大雨，随军众臣皆生惧心。姜尚面对众人的疑惧、武王的不决，深知大军缓行将失去战机，于是态度坚决地折断蓍草，踏碎龟壳对众臣说：“龟壳朽骨、蓍草枯叶，怎么会预知吉凶呢广大军至刑丘，大风把武王的车楯折为三截，武王的乘马被雷震死，暴雨三日不停，行军十分困难。武王动摇了决心，产生了疑惑。但太公坚定不移，说服了周公和众臣，他说：“楯折为三，是天示意我们分兵三路进军；大雨三日不停，是在为我们的军队洒扫清道；而震死乘马，是示意此马不好，让我们换良马快行。全是吉兆。应顺从天意安排。”武王听后也坚定了信心，决定照师尚父的指挥安排行动。姜尚为了防止再有人生二心，影响士气，遂采取断然措施，过桥毁桥，过栈烧栈，渡完最后一条河，把船全部沉毁。他向三军宣布：“太子(武王)为民伐罪，为父报仇，我等要怀必死的决心去换取伐纣的胜利，只有前进没有退路。”于是大军个个争先，人人拼命，各路诸侯也效法周军，义无反顾，直扑殷都朝歌。

在殷郊牧野，姜尚率诸侯联军，与殷纣王的17万大军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旷古稀有的大战。太公引武王入殷都朝歌，斩纣王和妲己头以示众。遂诏告天下，宣布殷朝灭亡，周王朝诞生。

周王朝定鼎，武王封赏功臣谋士，师尚父姜太公凭着在兴周灭纣中的首功被封于齐。太公封齐，是武王与太公靖边安周的重大决策之一。当时，齐地方国林立，势力强盛，其中实力强大者不下十余国，如莱国、杞国、谭国、蒲姑国、奄国，还有熊国、夷维等国，这些地方邦国世居东夷，繁衍生息，根深蒂固，又因他们的居地犬牙交错，而且广交天下，形成了宽缓阔达、尚武崇仁、凝重自信的民族性格。殷商曾多次征讨，均未能臣服他们。由于他们不附中原已久，周朝建立以后，他们也仍然因疑忌周王朝的征讨而与周对立，这样周王朝的东部边境就难于安宁。因此，让一个熟知东夷地理风土、人情，且又智谋权变之人去镇守东方，那是再好不过了，而太公姜尚出身东夷，熟悉当地情况，且又老谋深算，机智权变，正符合这一要求。况且太公佐武王伐纣兴周，为西周三公首辅大臣，功盖天下，正可以封齐以奖其功，也可以威慑诸夷以靖边患。

公元前1051年，也就是武王二年，88岁的姜尚封于齐，都营丘。领封之后，太公带领文武百官，携家人侍从，车乘辎重，浩浩荡荡，东行就国。他们昼行夜宿，走了好几天还没进入齐地境内。这天他们住旅馆不久，就听店主人说：“有道是机会难得易失，这些人行动不紧不慢，哪像个赴国建都的样子。”太公知这话中有话，预料前途可能有阻碍，随即命令一行人，夜衣而行，黎明至国。到达营丘才知，果然已有外患发生，莱人听说太公来营丘建都，急发兵来争。太公先礼后兵，一场大战，击败莱侯，占领营丘，建都称齐。

太公建都营丘后，又遇到了内部“顽民”的阻扰。一个是《春秋繁露》记载的“诛司寇营汤以定齐国”事件。司寇营汤，巧言令色，对太公的政令缓办慢行，对百姓暴虐滥杀无辜。但口才很好，能言善辩，且阳奉阴违，惑乱百姓，满口“仁义”。太公劝说他，不听从，太公令人把营汤斩首，以正政令。《韩非子》又载：太公封齐时，当地有被时人称为“贤人”的居士狂矞、华士兄弟，他们扬言：“我们不为天子臣，不做诸侯官，自己耕种粮食吃，自己掘井饮水，自食其力，不求名不求利。”太公入齐后听说此二人有贤名，三次登门拜访，想让他们为国家效力，但二人闭门不见，拒绝聘用。太公为了政令畅通，下令处罚他们。消息传到周公那里，周公派人传话给太公：“听说二人有贤名，处罚贤人恐怕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太公回答说：“他们宣扬不为天子臣，不为诸侯做事，不为国家尽任何义务，这是贤人的行为吗？如果所有的人都像他们那样，国家的法令政策就无法实行，那么，国还像国吗?这样的人不但不是贤人，而是害群之马。害群之马不除，怎能使群马为我所用?”于是太公下令诛狂矞、华士兄弟，从此再无违抗命令法规之事发生，局面迅速安定。五个月后即向周公“报政”，即汇报封齐定国后的安定局面，周公闻报十分惊讶，在这样一个民族关系复杂、土著人性格难驯的地域，在这么短的时间能使大片疆域安定，确实是一个奇迹。据记载，齐国初封面积已达方500里。《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营丘，为地五百里。”周公问治齐之方略。太公回答说：“尊贤尚功，因俗简礼，凡是有德有能的人，不管氏族同异，愿为齐出力的，均安排合适的位置，让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东夷传统礼俗，允许沿袭使用，若有改变，也是向利于民的方向发展。所以很快就得到士民们的拥护，实现了朝野归心。”周公听了太公的话，感慨地说：“为政简易，便民顺情行政，民人自然乐于接受并为之效力，鲁国的后代恐怕要面北朝齐了。”

太公安定了大局之后，立即着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营丘经济自然地理条件并不好，《史记?货殖列传》载：“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而人民寡。”《盐铁论》则说：“昔太公封营丘，辟草莱而居焉。”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对经济的发展不利。太公以其超人的谋略智慧，结合当地实际，确立了务实求功的基本指导思想。制定了三大基本国策：“举贤尚功”，“因俗简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

举贤尚功，就是选拔有才德、有建树的人，给爵位，授实权，让他们在国家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对通过考核符合选贤标准的人，不分亲疏，均用其所长，并督创实绩，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事实证明，太公这条“举贤尚功”的用人路线，是他超越时代的先进思想的表现，突破西周“尊尊亲亲”的正统思想束缚，举贤任能不计亲疏，唯才是举，从而为后来“齐日大至于霸”的业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因俗简礼，就是因东夷土著之俗，简化西周的繁礼，以适应当地的民情。齐地是中国早期开发区，伏羲、炎帝、蚩尤、共工均曾居于此，所以这里虽农业滞后但却是制造舟车、冶铸兵器的肇始之地，有尚武重仁的传统，蕴藏着全面发展的无穷潜力。太公深知，要发挥这一优势，就要调动广大士民的积极性。因此，太公采取了“敬其众，合其亲，因其明，顺其常”的策略，要求官吏们对民要“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与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同上)以争取民心，激发士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周礼，既保持了它的权威性，又简化了一些繁琐程序，从齐地民俗的特点出发，两相结合，创造了既让齐民乐于接受、又不太悖于周礼的新制，从而调动了齐民兴齐建国最大的积极性，开改革开放的先河。

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太公封齐之初，营丘一带原是一片荒凉的草莱之地，虽然齐无膏壤千里，但也有自己的优势。营丘西境有盛产高品位的优质铁矿石的商山，因出铁矿著名又叫铁山。迤东有杜山，储铜矿丰富。北境靠清河临济水，两水入海处构成了天然的鱼盐产区，地潟卤宜种桑麻，纺织品早已知名，从而构成了齐地发达的丝麻纺织业。太公依此制定了有利于发挥这些优势的经济政策，即：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实行农、工、商并举。他在注重发展麦、黍、稻生产的同时，又大力发展桑麻种植。舟车兵器制造，劝女工极技巧。《论衡》说：“齐女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说明当时已有规模可观的纺织、刺绣手工业。与开发矿业和冶铁相匹配的，就是煮盐捕捞，向河海求利，盐是人的生活必需品，市场广阔，因而很快成了齐国的支柱产业。河海之利进一步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农、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

太公把“通末业”作为富民强国的根本保障之一。“末”即指工商业，这里特指商业。太公一方面重视了自然资源的开发，发展桑蚕丝织，发展鱼盐捕捞，积累了大批的商品资源。另一方面，重商业贸易，必使齐国货物遍利天下，发展与各国的通商贸易，以实现财蓄货殖、富民强国的目标。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使一个“地薄人稀”的荒僻之地变成“世为强国”的大齐。

太公封齐治齐，正欲大展鸿图之时，接到西周讣告：武王驾崩。太公看罢，十分震惊。刚灭殷二年，天下未稳，世子姬诵年仅10岁，难以临朝执政，若不及时定王权、安天下，新生的政权将吉凶难料。此时可谓西周的存亡之际，事关重大，不容迟缓，太公当即赴京奔丧。至周廷先见了留朝辅政的周公，二人对王权有所安排后，又与诸重臣商议立王与治丧事宜。大家议定，立世子诵为王，即成王。在其年幼不能摄政期间，暂由周公摄政，待成王年长后还政于王。成王即位，诏告天下，改元更始。夏六月，安葬武王遗体于毕地(今陕西省咸阳市北)，大事既定，太公匆匆返齐。

太公返齐不久，就有消息传来，说管叔、蔡叔、霍叔散布流言蜚语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也就是说周公摄政实为夺权，将来还政于成王，不过是一句空话。这流言影响极广，使朝野人心浮动。周公于是对太公、召公说：“我之所以不避嫌疑代行王政，是恐怕天下叛周，没有脸告慰先王在天之灵，所以才辅佐成王。”《齐太公世家》中也记载当“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之时，成王曾命太公“五侯九伯，实得征之”。太公深知，管、蔡、霍三人为武王胞弟，因是王室中最可靠的人，才让他们监视殷纣王子武庚，故称“三监”，他们若对周公疑心并妄动为乱，诸侯有人乘势而起，后果将不堪设想。太公接周公书信，知道事情严重，一面表示支持周公，一面部署力量，以备不测。

成王元年，“三监”果然与殷纣王子武庚内外勾结叛周，由于武庚的乘势而入，这场西周王室内部的权力之争，在性质上变成了殷商遗民复仇、旧朝复辟的叛乱了。特别是乱发京畿，外邦诸侯有人响应，形势就更加严峻。武庚起于殷(今河南汲县境)，管叔发于庸(今河南郑州市北)，蔡叔发于卫，霍叔起于邶，对周室王城形成三面进攻之势。而南境淮上九伯皆叛，东夷实力强大的“五侯”蒲姑和奄、熊、盈、徐也先后相应起事。

太公以其雄韬伟略，与周公兵分内外，两线出击。周公率京畿之兵，伐诛武庚“三监”；太公奉成王诏书讨伐五侯九伯。3年败武庚，诛管叔，流放蔡叔，太公继以齐军降淮上九伯，并迁其君；灭蒲姑平息东夷五侯之乱。武庚残部窜入东海上，靠将领飞廉骁勇顽抗，太公“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擒杀了武庚。之后太公顺势一鼓作气，又平定了不顺者50余国，从而使周转危为安。正是太公立下了二次安周大功，所以齐成为专征伐大权的东方主盟国家。

平叛胜利之后，周成王把蒲姑领地又封给太公，使齐国版图大大超过了500里。而齐专征伐大权，权力所及，“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于无棣”，成为雄踞东方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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