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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对于炎黄4555年的中国来说，怕是没有这两个句话更能震惊天下，曾经为满人奴役的汉家河山，几乎是朝夕得复。

在几个月前，天下还是纷乱不乱，当时还有士子在那里言道着何为正统，但现在，随着窃据江宁的“教匪”及其“匪酋”的覆灭，加之数省先后降汉的大好时局，使得争论嘎然而止。

短短几个月间大半河山光复的现实，对于国人来说，这个过程来的有点儿突然，甚至于有点的太快，以至于在短期内，很多人甚至都无法适应这种变化。

甚至在江西、四川的山区之中，面对官府要求剪辫子、蓄发的官令时，显得有些无所是从，他们不知道应不应该减下那象征着奴役与屈辱的辫子。

面对这种无所是众，人们哀叹着汉族的被压制，愤恼着满人奴役时的残蛮，渴望着“光复旧物”。汉家河山匡正之后，那“重见汉官威仪，峨冠博带”自然也就是瑞正常不过的事情，这是一种政治正确，辫子、马褂这一切都象征着奴役，象征着满清对国人的奴役，要废除！

“重见汉官威仪，峨冠博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大汉都督府发布了装定制的书籍，不仅规定了发冠式样，也对汉服的基本样式、板型尺寸、制作工艺、配件图片等等详细列出，以方便民众和官员们按图索骥，找自己心仪的裁缝制作出令人满意的衣服。

一如的当年朱元璋尽废“蒙服”、“蒙俗”以恢复汉家传统一般，在这种政治正确下，包括马褂等满清的习俗首先在江南被废除，在恢复汉制与人们的习惯中两者的冲撞间，在这片大地上上演着，而在南京这座新兴的国都中，更显其形，在南京这个因上万名军政官员的存在而令人们“有重睹汉官威仪之感”的城市，往往从衣着，就可以分出官员们的不同。

在这里既可以看到那些穿着汉式官袍官员，人们看到了汉式的“峨冠博带”，同样也能够看到那些青年官员穿着仿军装的新式服装，这种新式服装，无论是常服、或是礼服都采用收腰修身的设计，凸显出穿着者的体态美，而且绝大多数人都是直接在成衣店定制，合身的衣着穿着这些官员身上，到是让这些年青人帅气许多，再加上定制的几种新式的发型搭衬，更是显出青年人的精神。对于那些年长者来说，他们很难习惯新衣的硬领以及军人式的领扣，对他们来说，宽松的汉服反倒更受欢迎，“重睹汉官威仪”反而在这些年长的官员身上，得以重见。

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在南京奇妙的上演着。

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象征着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的奇妙——古典与现代，过去与未来，复古与振兴，总之，现在这个国家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应对着着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正像数天前，南京的人们仍用自己的方式去迎接新朝的来临——中华帝国的到来。

人们正在适应的变化不仅仅只是服装上的变化，还有年号上的变化——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这里的人曾经了邪教的伪号，亦曾历了炎黄纪元。

在新皇登基之后，新朝的年号亦随之制定，通常按中国的习惯都是朝中的儒臣预先拟定几个备选年号，而后呈奏新君从中选择其一作为正式的年号，但是新朝的年号却是一个例外，它是由朱宜锋本人创制的。

开宏元年！

这是朱宜锋创制的年号，朝中的众员似乎能够理解这“开宏”之意，不仅仅只是“开创宏图之业”，更重要的“宏”通“洪”，有着“重开洪武之世”的含意。

或许，新朝的国号行以“中华”，而未继承“明”，但其年号，无疑是在告诉世人，新朝与大明的关系，当然，这不过只官员们的臆想罢了，他们并不之知道的是，对于选择这个年号的人来说，他之所以选择其，原因非常简单，仅仅只是为了“开创一番宏图霸业”。

“宏图霸业……”

于下关的码头上岸，乘坐着马车朝着南京城驶去时，坐在车上的曾国藩的嘴唇轻动，道出了这么四个字来。

在从电报中得知皇上选定了“开宏”作为年号之后，他就立即想到了这四个字，在他看来，这正像当年高皇帝选择了“洪武”一样，尽显其豪气。

而且在曾国藩看来，皇上将要开创的，肯定将是一番“宏图霸业”，而决非是外界想象的“重开洪武之世”或者说“重开大明日月天”。

实际上如果用这种眼光来看待这位皇上，那根本就是小瞧了这位中华朝的开国之君，若是他想“重开大明日月天”，又岂会用“中华”为国号？

或许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一直谨小慎微的当着这个江西巡抚，但从清降汉之后，他却得已知晓许多府中机要，可以用一种更直观的角度去看这位陛下，自然也知道，那位不过只有二十三岁的皇上，其志极大。

皇上只有二十三岁！

此时曾国藩绝不敢因为其年龄。而小看这位起于草莽的皇上，在他看来，或许这正是新朝将来安稳的保证——皇上年青，意味着皇上还有数十年寿辰，到时候，如张亮基、骆秉章者无不是已经仙去或者致仕。

皇上自然不需要像高皇帝一般，用杀功臣的方式为储君铺路。这意味着，将来所有的大臣，都可以善始善终，与其做一世的君臣。

“至少不需要担心自己被赐鹅吧……”

这个有些大逆的念头不过只是一闪而过，而后曾国藩只觉后背一凉，他立即意识到自己的逾越之处。这根本就是大逆之念，若是搁在大清朝开国那会，但就是这么一想，估计就要身死族灭！

我是汉臣、我是汉臣……又一次曾国藩在内心对自己说道，似乎是在劝说着自己的接受现在的身份变化。现在的他身上穿的并不是青色的清式一品官袍，而是一件普通的汉式深衣，作为一个理学信徒，在几个月前，他作出了一个，影响终身的决定——降汉！

降汉！

看似简单，可对于曾国藩来说，却是在犹豫数月之后，方才做出的决定，最终促成他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非常简单——他不希望将来于老家湘乡被人“勒名于碑”。

那石碑可不是什么好名——在安徽光复之后，如明末降清汉奸阮大铖者，虽说因他的籍贯出现了“桐城不要，怀宁不收”的情况，但汉王仍然令其于两地将共名“勒名于碑”，于碑上尽道其汉奸之行，以警示后人。而如福建的洪承畴、施琅等人无不是于其乡将其名其罪勒碑示人。

对于曾国藩来说，这可以说是最致命的一击，他害怕自己的大名也如那些明末降清的汉奸一般，被列为“汉奸”，于城乡门前石刻其名，甚至在其坟茔墓碑上亦刻上“汉奸”两字。这可不仅仅只是臭名于史书，毕竟史书只有少数人看，但勒名牌上，却可让四乡皆知。届时必定是四乡皆以其为耻，其族人亦会以其为耻。

面对这种“威逼”，曾国藩在一番权衡之后，做出了他的选择与决定，而这不仅仅避免他会成为汉奸，而臭名远扬，同样也保住了曾家的荣华富贵。在他降汉之后，汉公对他倒也算信任，仍然任他为江西巡抚，直到几天前，随着一纸电报的到来，作为江西巡抚的他被调至中枢，虽说未告知新差，但进入中枢，也算是位极人臣了。

对于曾国藩来说，在接到这份电报后，他几乎是立即将江西政务交予他人，然后立即乘火轮船来到南京，其间甚至连一个时辰都不敢耽误。为人臣的他非常清楚，现在自己的一举一动，直接关系到皇上的信任与否，同样也关系到曾家的将来。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或许用这句话来形容曾国藩，到时再正确不过。在其降汉之后，他立即裁撤江西勇练，同时还把命九弟等人带着儿子以求学之名去了南京，求学是假，做为“质子”是真。

当了满清的多年忠臣之后，曾国藩知道自己必须要用一些举动去争取汉王的信任。他不能像四川总督一样，用近两万条人命去换取信任——因为他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他只能通过其它方式去争取信任。

遣兄弟、儿子来南京是为了取信，而火急火燎的赶到南京。没有流露出丝毫眷恋之意，同样也是为了取信。

现在，当乘着马车朝着南京城驶去时，作为开宏元年第一个离开地方进京上任的封疆之吏，想到自己还不知道会有何差遣，曾国藩不由显得有些忐忑不完，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去面对那位刚刚继以大统的开宏皇帝。

“哎……”

闭上眼睛，曾国藩长叹了口气，在他抵达南京的时候，天色已经稍晚，在马车进入南京城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路灯亮起，在马蹄声中，心有所思的曾国藩，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天黑，直到马车停下的时候，他才注意到天已经黑了。

马车在挂着曾府匾牌的府前刚一停稳，站在马车后面的荆七便跳下马车去敲门。

“谁啊，谁啊……”

在大门传出一阵湖南话时，荆七便冲着门在喊着。

“可是六叔，是我荆七！”

荆七跟随曾国藩多年，门后的门房一听他的声音，在开门时惊诧的说道。

“荆七，你怎么来了，老爷呢？你来了这，谁在南昌陪着大爷？”

像素突然意识到什么似的，曾六突然压底了声音说道。

“老七，是不是大爷那边有什么交待？”

对于听过不少戏的曾六来说，他把荆七的到来，当成了一种变故，是大爷的一种变故，尽管已经适应了这种安生日子，但毕竟他是曾家的人。

不过曾六的话音刚落，有些紧张的他就看到马车的车门打开了，然后从马车上走下来的是一位穿着汉家深衣的面貌削瘦人，曾六看了好一会，才认出这人就是大老爷，他连忙跪下见礼。

“小的没认出大爷，还请大爷恕罪！”

“好了，曾六，免了吧！”

曾国藩免了仆人的礼，在等着仆人打开正门时，进入这个位于南京的“家”时，他又问道，

“老九可在家？”

他口中的老九是九弟曾国荃，两个月前，降汉时，他即命九弟带着儿子来了南京，这宅第正是他到达南京后置办下来的。得亏现在南京城内房屋极多，所以这房子倒也不贵不过只是几千两，凭着这几年的积蓄买下这处房子倒也没有什么负担。

“回大爷，九爷现在正在兵部，这阵子一直是早出晚归的，小的这就去让人去通知九爷去！”

曾六正准备吩咐其它人去通知九爷，大爷来了南京时，曾国藩立即阻止道。

“现在江山尚一统，满清尚窃据北方，老九于兵部为皇上当差，要以皇命为重！”

曾国荃来到南京之后，被汉公安排进兵部当差，而且是出任要职，绝非一般闲差，这一安排着实出乎曾国藩的意料，也正因如此，他亦能从这一安排中感觉到皇上对他的信任，尽管并不知道皇上为何如此信任自己，但曾国藩却知道，这时应该以何为重。

曾国藩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他在说话的时候，都不由自主的站在中华朝的一方，把自己那视为中华朝的臣子，或许这种转变，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当然也有可能这是刻意而为，习惯了，自然也就成了自然之事。

大爷这么吩咐了，做下人的自然也不敢再说什么，走进了曾府的大门，见儿子未迎出来，曾国藩便诧异问道。

“少爷呢？”

按曾家的规矩，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有下人去通知儿子来见礼了，直到现在儿子还没有过来见礼，显然有些不太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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