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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不同意的是言官，他们以朱元璋当告诫官员的一番话儿作为突破口，“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起羽，新植之木不可摇起根。”明朝对于周边国家也以仁政为主，不轻启兵衅，把当时的朝鲜、日本、安南、占城、苏门答腊等十五国列为“不征国家”，对耗费较大的海外贸易也不鼓励提倡，特别是当海外贸易威胁到政治稳定的时，坚决不同意，并以昔下西洋，费钱谷数十万，军民死者亦万计。此一时弊政，牍即存，尚宜毁之，以拔其根，犹追究其有无耶，坚决反对下西洋。

有了言官开道，其他官员也多有附和，一时朝廷之上，反对下西洋的言论占了半边天，声势堪称好大。

之所以说一大半，那是因为朝廷之上还是有些眼光长远之人，如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其中尤以杨溥为甚，自从见识了逻辑学带来的好处，这位老大人越发觉得下西洋对大明所带来的好处，除此之外，其他六部官员也有不少，户部表现的最为热切，他们先以郑和六次下西洋所带来的好处，所经国家和地区包括了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剌、锡兰山、柯枝、古里、暹罗、南巫里、加异勒、甘巴里、阿拨巴丹等国，充分炫扬了大明国威，同时这些国家都派人赠送了礼物，琉球中山、山南，婆罗，阿鲁，苏门答剌，满剌加，浡泥、占城、暹罗、榜葛剌、南浡利、小葛兰等国遣使入贡，礼品也不少！应该继续下西洋，不仅如此，这位新上位的老尚书，显然是鼓足了劲儿，要改善一下大明的户部，列出了这些还不够，还将永乐年间重重好处都做出了一番比较，好让皇帝，以及百官感受一下，郑和下西洋所带来的好处。

他先以胡椒为例，“将原产地价格、明前期钞、银的比价和胡椒在中国的官方价格及其与输入苏木折赏、折俸用途制成表格”，结果显示，“洪武年间，明廷对海外各国朝贡附进货物胡椒一项的给价，是原产地的二十倍，……永乐五年郑和第一下西洋后，每斤胡椒在中国的市价是原产地的十倍。……更有甚者，宣德五年，……每斤胡椒100贯的折合比价大量折俸，这获取的好处不言而喻，有了实物比较不说，这位老尚书又亲自动手将永乐年初到永年年末，郑和前后六次下西洋户部的盈利统筹了一遍，最后得出的结论：“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趾，北征沙漠，资用未尝乏。比国无大费，而岁用仅给。即不幸有水旱，征调将何以济？“

由于下西洋的活动停止多年，一些稀少番货如龙涎香之类遂断来源，新皇帝登基时，不少黄金、珍珠、宝石诸物都大量匮乏，朝廷不得不遣官“于沿海番舶可通之地，多方寻访，勿惜高价。”甚至“记诸臣罪，赳期访买，再迟重治。”“时采芝、采银、采香之命并下，使者四出，官司督趣，急于星火。”这种现象，在郑和下西洋时代，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的。可见下西洋能否充分开展国际贸易，对国用是否充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郑和下西洋之时，不仅大明从发展海外贸易中，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就是普通老百姓，也多因此致富。正如明严从简所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这一系列结论，莫不是告诉满朝文武百官，永乐年间下西洋，导致的结果不仅是“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而且贫穷百姓按照命令转卖这些货物，也有许多人因此而致富，国库也充实。如今到是没有下西洋，国家没什么置办什么大事，国库却年年不够用，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下西洋还是有莫大的好处。

这一番话自然合了皇帝的心思，自从消除了自己的几个叔叔后，皇位最大的威胁便消除了，这几年他采取了宽松治国和息兵养民的政策.明初社会经济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恢复发展，到仁宗、宣宗两朝，出现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仁宗时“停罢采买，平反冤滥，贡赋各随物资产，陂池与民同利”。加上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溥、杨荣执掌朝政，多有建树，随着政局的稳定，被战乱破坏的地方，又重新建立起社会秩序，农业逐渐恢复，户口与垦田逐渐增多，粮食产量增加，政府税收增多，官营民营手工业陆续发展，商业城市增多，东西南北商业流通畅快，海外贸易往来活跃。大明开始走向繁荣。

朱瞻基骨子里颇有几分祖父的风范，回想着小时候看到的万国来朝的局面，的确不错，如今局面稳定，大明走向繁荣昌盛，这位年轻的皇帝也动了这个心思，只是下西洋的壮举已停了七年之久，往日来朝贡的“万邦”，因为路途遥远，慢慢不再来朝贡了，皇帝想要人家来朝贡，先得告诉人家才行，所以下西洋就是最好的法子，这一点君臣不得而知了。

有了户部的支持，朱瞻基以皇祖立规矩“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表明了自己立场，永乐年，郑和下西洋前，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动荡，主要表现在东南亚地区各国相互猜疑，互相争夺。当时东南亚两个最大的国家爪哇、暹罗对外扩张，欺压周边一些国家，威胁满剌加、苏门答剌、占城、真腊，甚至在三佛齐，还有杀害明朝使臣的，拦截向中国朝贡的使团；再一个海盗猖獗，横行东南亚、南亚海上，十分嚣张，海上交通线得不到安全保障。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一方面直接影响中国南部的安全，一方面极大影响了明朝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明朝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皇帝采取了“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和平的外交政策。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通过各种手段，调解和缓和各国之间矛盾，维护海上交通安全，从而把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周边联系起来，试图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提高明王朝的国际威望。所以从明朝派遣郑和的使命可以看出是实现和平的使命。

郑和下西洋调解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周边的稳定，维护了东南亚、南亚地区稳定和海上安全，提高了明朝的声望。所以，可以看出郑和的船队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不是用于侵略扩张，而是用于实现和平目的。在当时国际环境条件下，陈祖义几千人，阿烈苦奈儿上万人，没有强大军事实力做后盾，是难以实现和平的。李约瑟评价：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然有恩人自居；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真正做到了“及海外邦、番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略者剿灭之，由是海清宁，番人仰赖者“。这是祖宗规矩不可违背，如今“远人数万里来，来诉不平”这件事本身，足以表明其对大明的“诚敬”，所以大明不可不理会，下西洋势在必行。

但他小看了文官的力量，他们依旧纷纷尚书，言官言官更是上疏曰：“安内救民，国家之急务；慕外勤远，朝廷之末策。汉光武闭关谢西域，唐太宗不受康国内附，皆深知本计者也。今畿辅、山东仍岁灾歉，小民绝食逃窜，妻子衣不蔽体，被荐裹蓆，鬻子女无售者。家室不相完，转死沟壑，未及埋瘗，已成市脔，此可为痛哭者也。望陛下用和番之费，益以府库之财，急遣使振恤，庶饥民可救。”

这话儿说的有些过，但大半个朝廷都这个态度，朱瞻基毕竟是刚登基才几年，威望还欠些火候，再者，他也没有tai祖宗、皇祖爷爷的杀伐手段，此事就此阁下了，但每日的争论还在继续。

王振话音刚落，黄福就忍不住道：“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趾，北征沙漠，资用未尝乏。比国无大费，而岁用仅给。即不幸有水旱，征调将何以济？那些言官反对郑公公下西洋，我看是怕坏了自己的好处吧？“

张本道：“可不是么，自永乐改元，谴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矣裕。下西洋还是有些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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