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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郭大人毕竟是有资历的官员,人家是明洪武十八年进士,之后十年内官自户科庶吉士升至北平左布政使(从二品)。深得朱元璋的赏识,能让老朱赏识,自是不容易,等他孙子朱允炆登基时,郭大人算是交上了好运,重用不说,还升了官儿加爵,可这位老兄不太喜欢朱允炆的柔弱,暗中没少与远在北京的朱棣眉来眼去,很快就在暗中归附燕王。及燕王“靖难”兵起,他率先投降,如此知趣的人,朱棣自是大喜,命他辅佐世子居守北平,又交上了好运。
朱家叔侄交战四载,郭大人负责军饷。成祖即帝位,任户部尚书,兼掌北平布政司。并授命筹建北京城。任行部尚书,统六部事。工役繁兴,奉职无废事,一时可谓是人人羡慕的大官。
等昔日的太子登基,郭大人当年辅佐有功,加封太子太师,赐致仕,好不羡慕,年前,原本户部尚书夏元吉因病去世,户部尚书一下子空了下来,朱瞻基登基不久,与户部看得极重,加上这两年需要的银子不少,若让一个年轻的上来,少不了要磨砺几年,方能将户部打理好,既如此还不如让户部进一个老的,郭大人当年就掌管户部,名声在外,朱瞻基便重新起用六十六岁的郭大人为户部尚书,并给以”免趋朝,赐钞二万贯”殊荣。郭大人倒也不含糊,六十六岁的老人为主上赏识之恩,抱病坐署办公,寒署不避,百事亲断,职益勤,管理钱谷以有才能著称,短短一年的功夫,就将户部打理得井井有条,可今年刚一开春,先是修筑边防,随后征讨蒙古,再就是疏通黄河,那点银子根本就不够用,六部官员谁也不信,跟着屁股后要钱,一日两日到也罢了,可十日、半个月这就让人受不了,郭大人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眼看户部已打不开局面,干脆一咬牙,向朝廷提出增加商业税的主意。
郭大人年纪一大把,可没老糊涂,行这等大事之前,算是下足了本钱,他本做了多年的户部尚书,于历朝历代的商业税收最是清楚不过了,此番上奏朝廷,做到了有理有据,先以赵宋一朝为突破口,当着满朝文武百官的面,指出宋代在商业上获得的好处。
如宋代货币财政收入之所以持续迅速地增加,主要是通过禁榷专卖收入特别是盐、酒课利的增加实现的。而且如果货币财政总收入以至道年间的2224万贯为基数100,则乾道末年的7000万贯就是增加了315%;而乾道末年的盐、酒、茶三项收入4752万贯就是比至道年间的770万贯增加了617%。禁榷专卖收入的增加速度比货币财政收入要快将近1倍,这是禁榷收入在货币收入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的原因。”这些数字,他信手拈来,容不得旁人反驳,对财政之重要意义,不仅仅他再说,他还让人找出了谁谁的话儿,如“欧阳修说:‘今为国之利多者,茶与盐耳’。
宋贶说:‘国家岁用至广,两税之外,仰给于鹾茗者为多’。
宋高宗说:‘国家养兵,全在茶盐以助经费’。
陈从古说:‘国家利源,鹾茗居半’。孙梦观说:‘今日之急务,莫理财若也。生财之路穷,独倚办于楮、于盐耳’”,叶适更是说“舍茶盐则无以立国”。这不无说明,商业税在宋代的重要意义,为此,他上奏朝廷增加商业税,老大人慷慨激昂,但得了好处的君臣也不是傻子,不少人跳出来反对,直说这是祸国殃民之举,言官更是骂的不依不饶。
郭大人年轻的时候也是暴脾气之人,不过是随着年事渐高,才收敛了不少,被一干言官如疯狗一样咬着不放,这下彻底激怒了郭大人,年纪虽长,暴脾气还在,当即咬破手指写了一份奏折递了上去,奏折上说,臣不知谁为陛下画此谋者?徒知高谈而不知适时之变也!今三边有百万待哺之卒,计天下二税上供之外,能足其食乎?故茶盐酒税、山泽杂产之利,尽归于官,尚犹日算岁计,恐其不足。民贪其利而犯禁者,虽死不避也。今乃一为赎刑,以宽其禁,三军之食,于何取之?’。这一番破口大骂,才算让人看出了这位老尚书的火器,叫骂之声才小了些,不过这事儿还是阻力不小,诏令被驳回,‘卒不果行’让郭大人好生气恼,当即要挂冠而去。
虽说结果不甚理想,但皇帝也是个明白人,自家的情况,自己清楚,户部离不开这样的有经验的老官员去打理,所以除了安抚一番郭大人外,还做出了实质性的调整,如在京城一带先做个试点,若果真如赵宋王朝一般,再大面积实施,这个结果倒也不是不能让人接受,尤其是郭大人深知,以陛下眼下,能做到这一步已经不容易,也只好答应了,在京城之地,开始提高商业税收,说是提高税收,但一来,百官反对,二来这是违背祖宗之法,所以不敢贸然提高太多,只是在十五去一的税收改为二八抽分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可以说,这样的税收在京城那些大户来说,并不算太高,京城的商户也只是骂了几声,此事也就这么下去了。
这份邸报字数不多,但杨峥从他的背后,看出的信息却不少,首先一点,大明经过洪武、永乐一朝后,商业已渐渐壮大,甚至民间的商业已有取代官家之势,这一点从诸多的数字可以看出,如瓷器上,民窑发展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窑大的多,以青窑为例子,官窑每座烧盘,碟样器二百多件,尺碗三十多件,大覃十六七件,小酒杯五六百件,而民间青窑每座可烧器皿千余件”。景德镇陶瓷业中一般民窑的窑身和每窑产量要比官窑大3-4倍。明后期景德镇3000座窑中,官窑仅有几十座。崔、周、陈、吴4家民窑的产品畅销中外,质量远远超过官窑。这时京郊门头沟煤窑很多,官窑只一两座,余皆民窑。在以往受官府控制最严的制盐业,也开始慢慢放松了。
丝织官手工业,每年5。6万匹的造解任务,并不是很大的,北宋宋徽宗时每年从江西一路和买的绸帛就有50万匹,并且这个造解任务(指明代每年5。6万匹)并未完成,有时完成不到一半。……等等,这无疑在告诉他,在这个商业逐渐兴盛的时代,堂堂的大明王朝,竟没有从这巨大肥肉之中,获取半分的好处,国家随着商业日益繁荣,竟是愈发贫穷的可悲局面,不免让人奇怪。
第二点,从年轻皇帝最近一系列的举动上看,这位年轻的皇帝显然是从中看出了好处,只是在他这个位置上,一旦设计商业,免不了被鼠目寸光的老学究,尤其是那些言官骂做祸国殃民的罪证,他虽是皇帝,但这个罪名太大,也不是他能背得起的,再者,这些商家的背后,有那些人撑腰,他不是不知道,说到底这天下是他朱家的不假,可也是天下官员的,他不过是这些官儿中最大的罢了,如果为了这点利益,伤了官员的心,与朝政反而大大不利,所以这事儿只是一步一步的来,在一个合适时机下,慢慢的展开。
第三点杨峥看得最明显,也是最仔细,便是对祖宗规矩的打破,按照这份邸报上来看,商业在朱元璋时就已定下了调子,这位农家出身的皇帝,于商业没什么好感,定下“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洪武九年,山西平遥主簿成乐任官期满,州府考核结果以其‘能恢办商税’为由,褒其进京朝见皇帝,结果遭到皇帝的批评:‘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反而‘命吏部移文以讯’。洪武八年三月,‘南雄商人以货入京,至长淮关,吏留而税之。既阅月而货不售。商人谓于官,刑部议吏罪当纪过。上曰:‘商人远涉江湖,将以求利,各有所向,执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纳课于官,彼此一耳。迟留月日而使其货不售,吏之罪也’。
明杖其吏,追其俸以偿商人’永乐时明政府进一步放松了对民间税收的管制,‘婚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永乐二年,山东临清县会通税课局奏:‘比岁市镇经兵,民皆流移,兼连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征课钞不及,请减旧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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