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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十七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所以对于瘟疫，无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莫不是闻之色变。
徐朗想了想道：“高兄弟好像说过，这瘟疫在医书上记载叫一种草原鼠疫病，中医将其称为伤寒，急起寒战、高热、头痛、乏力、全身酸痛偶有恶心、呕吐、烦躁不安、皮肤淤斑、出血。发病时，皮肤常呈黑紫色，故有黑死病之称。
“世间还有这种疾病！”黄福一脸不可思议的道。
徐朗轻轻叹了声：“制造这种病的罪魁祸首，就是肆虐汉朝边庭数十年的匈奴人，为了对抗汉朝的自卫反击，在战场上讨不到便宜的情况下，他们使用了最为极端的方法，将感染了草原瘟疫的牲畜，放在河流水源边，引诱远征的汉军前来喝水。或者是将患病的牲畜，送到汉朝的边城下，这种方法，他们之前曾零星的用过，但是公元前119年汉朝规模空前的大北伐，却给匈奴人施展细菌战提供了绝佳的机会，那些感染瘟疫的汉军凯旋后，瘟疫爆发，在他们的落脚点――定襄――迅速的传播，蔓延到全国。
彼时的中医，并没有特别好的对付伤寒的办法，面对这种从未见过的疾病，中药，望闻问切，保守疗法，统统束手无策，久经考验的医生们，只有坐视着无数人在面前喘息，痛苦的死去，而无能为力。
当时的西汉，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元气未复的躯体，又横造瘟疫的打击，自然是雪上加霜。于是，冷冰冰的史册上留下了无数的记录：山东大疫，关中大疫，河北大疫……
想不到这种一千多年前的瘟疫，既在安南之地爆发了，让人目瞪口呆。
三人看了看，黄福道：“大人，这可是老天爷给我们的机会，若能把握住，不怕占人不对我们交心啊？”
杨峥也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可利用瘟疫，多少让他有些怪怪的感觉，点了点头道：“不管是不是老天爷给的机会，咱们都要救人！”
徐朗道：“大人所言极是，眼下最重要的是弄清楚治疗这种瘟疫的法子才是最要紧的？“
杨峥道：“不错，快传随军郎中前来！”
门外的将士应了声，转身便去了，不多时，一阵脚步声在门外响起，那将士在门外通报了一声，得到了答复后，便领着一个郎中走了进来。
那郎中约莫五旬上下的年纪，两鬓斑白，常年在军中奔波劳碌，使得面上多了几分沧桑之色，也不知是在军中见多了官儿，所以进来的时候，见杨峥的时候，不慌不忙的行了一礼，便站在了一旁，神色不卑不亢，到是让杨峥感到有些意外，但这会儿他也没功夫去细细询问对方，将瘟疫细细说了一遍，道：“敢为医生，这瘟疫可有治疗之法？”
郎中听得很仔细，杨峥问话并没有立即应答，而是沉吟了好一会儿才道：“回大人的话儿，这种瘟疫昔日汉朝有发生，瘟疫法子多有记载！只需翻出史书，便可应对！“
“是啊，这样的瘟疫，必然死了很多人，这样的大事，岂能没有记载呢？”杨峥暗骂了声糊涂，便着手翻阅史书了。
要说汉朝人就是有个好习惯，什么事情都记载了，比如《史记》、《汉书》之类的，可是记录了不少，三人找来了数十本史书开始翻阅，一时之间只听得签押房里一片哗啦啦之声。
也不知过了多久，只听得徐朗道：“找到了，找到了！”
“在哪儿，在哪儿？”杨峥大喜与黄福纷纷跑了过去。
只见徐朗手中拿了一本古籍，竟看不出名字来，上面却是清清楚楚的记在武帝时代汉匈战争之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埋牛羊如何能阻挡汉军攻势呢？原来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诅”过的，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特殊武器了！
“虽说这种武器作为官方史书如《史记》、《汉书》未作详述。但《通鉴》记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规伐羌之战，“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对当时军队战斗力影响之大。
汉武帝时代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谜。但是《汉书》本传记：“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他的部队不带粮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则在胡巫施术后，部属必多染疾疫。这位年轻将领一向体魄壮健，剽勇过人。远征归来后，突患暴病而夭折。后世史学家很多人推测，说霍去病就是中了瘟疫而死。
汉武帝后期，国中已数起大疫。由于当时人认为，来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诅咒是瘟疫的起源，因此引起武帝对胡巫的警惕。天汉二年秋，下诏“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专使钦差“直旨绣衣使者”纠察胡巫。这也是引发后来“巫蛊之祸”的来源。 巫蛊之祸，是发生于汉武帝晚年一次严重的宫廷变乱，其直接目标是搜寻和打击致人病蛊的胡巫。但由于扩大化，株连甚多，引发了激烈的宫廷政争，这场变乱最终导致武帝心爱的儿子、储君卫太子刘据之死难。如果究其原因，可以认为这也是由于匈奴搞生物战所间接引发的一次重大政治事变。
匈奴(胡巫)通过疫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当时人称为“伤寒”。这种“伤寒”有两个病征，一是因发高热而苦寒，《黄帝内经》热病篇：“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一 是患者体有斑瘀(所以称为“伤”)，死亡率很高。(所谓“瘟疫”，即瘟病，瘟也是发热的意思。) 由于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开始，从西汉中期直到三国、魏晋的二百余年间，这种流行恶疫呈十年二十年的周期反复发作，频频不已，绵延不断。一个很触目惊心的数字是，中国的人口，直到六百多年后的隋文帝时代，才恢复到六千万人，勉强达到了文景盛世时代的数字，这六百年间，除去战乱，就是瘟疫的肆虐。
找到了样板，接下来就是如何治疗的问题了，好在这种瘟疫在古代不亚于前世的非典，所以历代名医莫不是花费了毕生的经历研究，治疗这种瘟疫。
如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宋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元朝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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